（一）
有关传音仪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之于生活在北宋神哲二朝间李梦园先生的《梦园笔记》。
笔记中说到的传音仪，是一种体积颇大的器械。它的体积——按今天的单位换算——大约相当于一个一米乘一米的方柜，高度则相当于半个人那么高。关于它的构造，笔记叙述的不够详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约略知道传音仪是底部铸有生铁底座的大家伙，底座上面有铜磐，铜磐外面还环绕着若干雕琢精细的铜环——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资料，特别是没有图片之类的辅助信息，我们只能对传音仪的构造了解到这个地步。
不过传音仪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梦园笔记》中说，如果有两台传音仪“音律相比”，那么对着其中一台说话的时候，即使“相隔千里”，也可以“如在身侧”一般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说，宋朝时候出现的这种所谓传音仪，其实就和现代的步话机一样，其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实现远距离通话的功能。
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知道西方第一次实验无线电收发报机成功乃是八百多年后的事情，而马可尼所依据的是电磁波通讯的原理；那么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提前这么长的时间而实现远距离通话功能的？其通话原理又是什么？关于这些疑问，很遗憾，学者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目前唯一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个“普遍”其实还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传音仪是根据共振的原理设计出来的。这一看法的论据除了上面《梦园笔记》提到的“音律相比”的记载之外，还有《梦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似乎可以做一个佐证。
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乐律》篇，沈括曾经做过演示共振的实验：把琴弦按平常演奏需要调好，然后剪一些小小的纸人夹在弦上。当弹动不夹纸人的某一弦线时，凡是和它共振的弦线上的纸人就发生跳跃颤动。比《梦园笔记》稍后的《锦湖杂记》中也转述了沈括的这一实验，同时还记载了沈括和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的一番对话。
《锦湖杂记》中说，沈括向吕惠卿演示了他的共振实验，于是吕惠卿大感兴趣，问他这种原理是否可以推而广之。沈括回答说，天下物理本来都是一致的，当然可以推广。于是吕惠卿又问，如果两物离的很远，也能产生这种现象吗？沈括便引晋代张华事说，洛阳宫中敲钟，朝堂上的铜盘就会自鸣，说明相隔较远的物体之间也可以产生共振。于是吕惠卿说，如果这种原理真的可以推而广之，并且在相隔很远的物体上也能适用的话，那么对于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幸事，以往两地之间消息传递极为不便，偏远之地的讯息要想传到京师，往往要费数十日，若能利用此种现象传递消息，那么可以把往来时间大大缩短，有利于朝廷掌握各地情况，迅速做出反应。
我们知道，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当时沈括官拜三司使，也直接参与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当中。传音仪的的研究开发作为一个国家工程，是否就是在那一次谈话之后被确定下的，今天我们当然已无从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仅仅是，传音仪的研发工作是在神宗熙宁初期开始的。
不过比较奇怪的事情是，神宗（或者是王安石？）最后居然会选定当时的礼部贡举苏颂来总责此事，而不是直接交与沈括负责。因为按照一般的道理，沈括不单单更加了解共振的原理，而且他一直都是变法派的坚定支持者（苏颂在那时仅仅是不太反对新法而已），由他来负责此事才应该更加合理才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点无根据的推测。可能当时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安排，也许一方面是沈括的政务繁忙，脱不开身；另一方面苏颂本人也有相当的科学素养，足堪此任，才不得不如此安排。毕竟政务都是一件件摆在眼前的极为紧迫的事情，非得要有得力的人物来处理不可；而传音仪还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能否成功都没有把握。将一个极富才干的人调去做无干紧要的事，这恐怕是神宗和王安石都不能容忍的安排吧。
（二）
传音仪的研发工作，大约是在熙宁初期（1068年左右）就开始了，然而一直要到元丰八年（1085年）才有所小成；而真正投入使用，却又是元佑八年之后的事情了。之所以历经这么长的时间，除了传音仪本身的复杂性之外，神哲二宗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也对它的问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前面说过，传音仪的负责人是苏颂。苏颂这个人，宋史上说他“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显然由这个人物来负责传音仪的研发也是比较合适的安排。但问题是他“器局闳远，不与人校短长，以礼法自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很讲原则，不合乎礼仪规矩的事情决不肯做。而传音仪的研发在神宗朝一度搁浅，原因恰恰就在礼仪规矩这几个字上。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了变法需要，打算破格提拔自己的学生李定任太守中允。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历来官员升迁的惯例，当时主持礼部贡举的苏颂便和其他几人拒绝草拟诏命。王安石恰恰有一种犟脾气，他一向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所以认为苏颂等人迂腐不化，于是便免去他们几个的知制诰职务，放为外官。苏颂既然被逐出京师，他领导的传音仪研究工作也自然跟着停顿了下来。一直到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回到京师，传音仪的研究才算重新开始。
苏颂回京师的时候，王安石已是二次罢相了，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王安石的神宗也磨尽了当初变法图强的锐气，于是朝廷上下终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我们可以想象，政治上的平稳一定给传音仪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尤其这一次是神宗亲自下诏命苏颂定夺传音仪，所以此后只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苏颂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就拿出了最初的传音仪，然而不幸的是，到传音仪终于制造出来的时候，神宗已经驾崩，哲宗即位；又因为哲宗年幼，于是又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政大权实际上转移到了高太后的手里。
高太后是神宗时的皇太后，她自一开始就对神宗与王安石的变法持否定态度，不过神宗在时她恪守宋朝家法，并不出面干涉。现在她既然执政，第一件事就是将强烈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召入京师主持国事。而司马光也不负期望，只用一年时间便废尽了王安石新法，其中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下令各州县五天内罢免役法，结果甚至都引起了和他同一阵营的反对变法者的不满（顺便说一下，当时唯一一个完成这项命令的是开封知府蔡京，就是那个后来徽宗时臭名昭著的宰相）。对于变法时上马的传音仪这一项目，司马光当然也不会放过的。
《铁围山丛话》记载，苏颂曾在政事堂向高太后及哲宗献传音仪。苏颂命他的助手韩公廉在宫门外诵读高太后手书，政事堂内“清晰可辨”。当时政事堂中所有人都叹为观止，只有司马光摇头不语。高太后问其故，司马光便说，此种器械是王安石当政时施行的东西，决非先王之道，若是当真推广，只会与国生害。当时在座的苏轼对此言很不以为然，同司马光当庭争论起来，不过司马光此人的执拗不逊于王安石，苏轼的争辩不起作用，气得苏轼回家之后还恨恨不已，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然而无论苏轼如何骂法，传音仪之被禁已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
而这一禁就禁了八年。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如果说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是将国家的基本政策向原来的“祖宗之法”做了一个大转变的话，那么哲宗亲政之后，国家政策又全面转向了熙宁年间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之上，其中恢复的一项就是苏颂领导研究的传音仪。但是具体来说，传音仪研究与推广的恢复，却又和苏颂这个人本身有着相当的关系。
苏颂作为被最初受王安石排挤的对象，在高太后执政期间一直都被当作旧党看待，虽然在传音仪的问题上他和司马光之间可能会有摩擦，但是司马光早在元佑初年过世，没有影响到苏颂在旧党中的地位，所以在绍圣初年的时候，变法派（“新党”）展开反攻，开始全面清算高太后执政时的那些“旧党”，其中就有人向哲宗弹劾苏颂，但出人意料的是，甫一亲政就追贬司马光、贬谪苏轼、苏辙等人的哲宗竟然对此举明确表示反对。不过，在今天看来，我们却可以清楚知道，哲宗对待苏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是由苏颂早年对哲宗的态度而起的。
《宋史·苏颂传》记载，高太后执政时期，大臣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有事只向太后禀报，视哲宗如无物。唯独苏颂，每次上奏高太后之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有何意旨，也必定宣告群臣。所以当新党试图弹劾苏颂时，哲宗说，“苏颂明晓君臣之义，莫要轻议此老”。可见苏颂在哲宗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可见苏颂目光的久远。
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的故事来说，有了这样的君臣关系做后盾，历经坎坷的传音仪终于可以投入到实际运用中了。
（三）
传音仪第一次发挥作用，是在元符元年（1098年）西夏进攻宋朝平夏城的时候。当时西夏是梁太后独揽大权，为了攻打平夏城，梁太后率领了四十万人马御驾亲征，同时带来的还有西夏国的新式武器，号称“对垒”。此种武器可能类似于今天战车的功能，史载其“载数百人，填堑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当然威力肯定远不及今天的战车，不过即便如此，在当时来说，“对垒”也是相当先进的武器，所以这一战役中平夏城的形势是相当危急的。
所幸宋朝方面已经装备了传音仪。当时宋朝方面的守将名叫郭成。根据专家学者们的推测，他的部队因为地处边关，可能是最早装配传音仪的军队之一。而他也迅速将这一新装备投入实际使用：派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境，专门利用传音仪向自己传递敌人的情报。所以西夏人马一动，郭成这里就立刻得到了消息，特别是又得知敌人队伍里配备了“对垒”这样的武器，于是立刻着手准备防御工事，终于抢在敌人兵临城下之前将一切事项安排妥当。所以当西夏兵到来之后，虽然围城十三日，但是却无法撼动平夏城，自己反而损失了七万人马，最后终于因为粮草不继而不得不退兵。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的退兵计划也被郭成透过传音仪而得知，他纵兵出击，大败西夏人马，连梁太后的脸面都被划破，落得一个大哭溃逃的结局。
平夏城战役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扭转了宋军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议和，这一结果，传音仪功不可没。按照一般的想法，肯定应当将这种经验推广开来，给全国上下的每支部队都配备传音仪，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传音仪并没有因此而在全国军队中普及，其原因固然在今天看起来殊不可解，但是想象一下后世慈禧将北洋舰队的军费挪作他用，恐怕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惊人相似吧。
然而无论如何，当时的传音仪固然无法普及到全国的军队之中，却可以普及到皇帝的后宫之中去。
哲宗的后宫，在历史上的皇帝后宫中不算最大的，当然也不算最小。他的皇后孟氏是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给他选的——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哲宗对于高太后执政的那段时期颇为不满，所以尽管高太后对他强调说“得贤内助，非细事也”（今天“贤内助”一词便由此而来），他仍旧对皇后比较疏远，反而专宠容貌俏丽的刘婕妤。
刘婕妤既然得宠，难免恃宠藐视孟皇后，孟皇后的养母燕氏于是愤然不平，和一些尼姑道士用厌魅的手段诅咒刘婕妤，但奇怪的是，他们行事竟然没有避开传音仪，可能是当时人们多认为传音仪式一种诡术，而道士们认为自己的法术足以压制传音仪，所以才无所顾忌。如此一来，他们的行动当然就被刘婕妤以传音仪侦知了，刘婕妤于是找哲宗哭闹，哲宗下旨严查，不但杀了燕氏和一干道士尼姑，连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孟皇后也一并被废了。
毫无疑问，在废孟皇后这一事件中，传音仪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远不能和它在平夏城战役中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然而和此后传音仪所导致的种种事件相比，废孟皇后事却还算比较一般的事件了。
废孟皇后之后不久，哲宗过世。继承皇帝位置的则是端王赵佶，也就是任用了蔡京、高逑、童贯诸人的徽宗。徽宗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干下的最伤天害理的事情大约就算是花石纲了，而传音仪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下旨命朱勔在苏州设应奉局，专门负责置办花石纲之事。朱勔在江南多处地方安放传音仪，由专人搜罗当地奇花异石的消息，一有消息立刻通报，朱勔便带人过去，贴上黄封标志就算充公，而且还往往不随即取走，故意命原主人看护，稍有不慎，就扣上“大不恭”的帽子严加治罪。运走之时，非得推倒墙垣，拆毁房屋，开出一条大道来不可。凡此种种，终于闹的天下鸡犬不宁，民怨沸腾。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基本上就是被这种种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传音仪一方面导致了方腊起义，另一方面却又在镇压方腊的过程中也起了大作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腊在江浙一带起义，声势极其浩大，一度席卷了东南一带的数百万人口。当时徽宗刚罢免了蔡京，任用王黼为宰相，可是这个王黼比蔡京好不了多少，他在方腊起义的时候甚至试图向徽宗隐瞒消息，幸好镇守苏州的守将及时通过传音仪直接上报皇上，这才让徽宗了解到事态的紧急，急忙派枢密使童贯领十五万大军南下镇压。
要注意的是，童贯此人虽然是个宦官，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很不好，但他至少算是北宋末年朝廷里仅有的稍有些清醒头脑的人。他知道方腊起义是因为花石纲而起，所以一到苏州就以徽宗的名义下令罢废苏杭等地的应奉造作局及花石纲，然后再开始围剿起义军。应该说童贯的做法很有釜底抽薪的味道，所以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把起义的时候镇下了下去，方腊也被赶到了青溪，据守在山谷深处一处名叫帮源洞的地方。本来童贯率领的军队并不知道山路，无法进攻。但这时候，起义军里出了奸细，这个奸细逃到童贯布置下的传音仪处，告知童贯方腊的具体位置，于是童贯得以顺利进兵，俘虏了方腊。
童贯以传音仪对付方腊很顺利，但是对付北方的辽国军队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基本上我们在此一时期的宋辽战争中再也没能看到有关传音仪的记载，相反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宋朝人马的节节败退与溃不成军。我们无从猜想究竟是因为宋朝军队未曾装备传音仪，还是积弱多年毫无战力的军队即使有了先进设备的辅助也不可能打赢战争——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点，正如现代军事史上我们的志愿军凭借小米加步枪就可以打败飞机加大炮的联合国军一样，在这里，技术所起的作用似乎永远都无法和意志相比。
总之有传音仪也好，无传音仪也好，北宋的结局实际已经在哲宗与徽宗与他们的臣宰们的手中确定了下来，再无挽回的余地。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终于在金兵的铁蹄下宣告灭亡。被金人掠走的，除了不计其数的财宝和徽钦二宗之外，还有见证了北宋纷纷扰扰的传音仪。
（四）
金兵攻破开封之后，传音仪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尽管金人的技术水平无法复制出这样高技术的器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这种先进设备。只不过让金人没有想到的是，传音仪的使用非但没能对他们的进攻起到帮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金兵对南宋小朝廷追击行动的失败。
建炎三年（1129年）冬，完颜宗弼——此人就是《说岳》里的金兀术——率军十万南下，先败宋军于和州（今安徽境内），渡江直抵建康（今江苏南京），再经湖州（今浙江吴兴）攻下临安，军势所向之处，连匆匆即位的高宗赵构都只有亡奔海上避其锋芒一途。
但是人马前进得太快会直接导致孤军深入的局面，而孤军深入恰恰是自古以来用兵的大忌。兀术虽然在《说岳》里被贬的一文不值，然此人实际上相当有能力。他之所以敢犯用兵大忌，一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把宋朝军队放在眼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随军带着虏获来的传音仪，可以随时同黄龙府保持联络。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联络上。前面我们说过，两台传音仪得以传音的原理是“音律相比”，这其实就是说，如果在这两台之外还有第三台传音仪也能和它们“音律相比”的话，那么这第三台传音仪也同样可以接收到另两台传来的讯息。而当时宋朝军队的手上恰好就获得了一台这样的传音仪。
获得传音仪的是赫赫有名的抗金名将岳飞。早先兀术一路南下的时候，岳飞和另一位名将吴玠便一路与之缠斗，试图阻止兀术的进攻，只是一直都没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当岳飞随着兀术来到建康附近的时候，却意外地在这里发现了传音仪。这台传音仪本是徽宗时任命的朱勔专为搜罗花石纲而设的，和原先北宋皇宫里传音仪可以互通消息。花石纲被废之后，这台传音仪就被当地人藏了起来，金人过境也没有发现，直到岳飞来时才被献出——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居然能以这样的方式对后人造成影响，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历史的反复无常。
于是兀术的军事安排就明明白白地呈现在宋朝军队的面前了。其实这时候兀术已经略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他在临安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开始准备引兵北还。可是因为他的军队抢的东西太多，走陆路不方便，便打算取水路沿运河北上。这一消息被岳飞通过传音仪获知之后，飞报当时驻军秀州青龙镇、江湾（今上海境内）一带的韩世忠，后者便迅速移师镇江，于焦山寺成功阻击兀术渡江。兀术无奈，只得沿长江南岸一路往西，试图寻找一处封锁薄弱的地点北上，韩世忠则在北岸一路追击，最后将兀术的部队堵死在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江边）。
可惜兀术还是逃了出去。他得到当地人的指点，挖开秦淮河故道逃入建康，然后又趁无风的天气以火箭射烧韩世忠的大船，终于得以渡江北归。不过虽然韩世忠没能生擒兀术，但是黄天荡之战确实也让兀术迟到了苦头，此后再不敢轻言渡江——这也算是南宋初年传音仪所起的大功一件吧。
这件大功却也几乎是传音仪最后的绝唱了。在北方，兀术北逃之后终于明白传音仪是个泄密的仪器，下令毁掉了全境所有的传音仪；在南方，有关传音仪的制造技术早在靖康之难时就和苏颂的记载一起彻底失传了。所以当宋金两国终于安定下来接受彼此对峙的局面之后，整个中原大地上只剩下岳飞当年侥幸得到的硕果仅存的一台，而这一台由于缺乏对应的仪器，也就被束之高阁，一任尘封了。直到百余年之后，人们无意中又发现了另外的一台，传音仪的名字才再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出现在历史典籍之中。
然而也许我们宁可这个名字不再出现。
德佑元年（1274年），正是奸相贾似道把持朝政的时候。上一年忽必烈于北方建立了元朝，派兵南侵，南宋的君臣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贾似道的身上，力请他率军督战，当时恰好又有人发现了散落在民间的另一台——也许是最后一台传音仪，献给朝廷，贾似道便把原先尘封已久的那一台一并取出，交一台给手下的孙虎臣驻军在丁家洲，另一台由自己带着，驻军于鲁港（安徽芜湖附近），并且嘱咐孙虎臣随时联络，以便获知最新的敌情。
然而孙虎臣早就被元军吓破了胆，他手下的先锋官刚与元军交手，他自己就跳上一叶轻舟准备逃跑，于是宋军“数万众，一鼓而溃”（《山房随笔》）。孙虎臣固然狼狈，然而作为在后方督军的贾似道更加不堪，他由传音仪得知前方失利的消息，竟然抛下大军孤身仓惶而逃，终于将所谓的“鲁港战役”活生生演变成一场元军单方面的大屠杀。
（五）
六州歌头
刘辰翁
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十五年宇宙，宫中赝。堂中伴。翻虎鼠，搏鹯雀，覆蛇龙。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
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
上面这阙《六州歌头》写的就是贾似道于鲁港不战自溃的事，其中的“夜半一声铜”意指贾似道半夜听到传音仪传来的消息，“何面江东”则迫人追想项羽“不肯过江东”事，意蕴低惋，读之气结。当时宰相如此、国事如此，便有比传音仪先进十倍百倍的技术，也是无力回天的。传音仪作为一种失传百年之后重新被发现的先进器械，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最后的印记，与我们后人来说，实在是一件不知道该扼腕还是该痛笑的事情。
【终】
（辨析）
众位须知，本文中的“传音仪”乃是彻头彻尾的杜撰，历史上并无此种器械。然而除此以外，文中提到的种种事件却多有来历，不可一以视之。因其故，特作辨析如下。
一、李梦园和《梦园笔记》
宋人笔记极多，然而所谓梦园先生和他的《梦园笔记》却系杜撰，不可当真。
二、《梦溪笔谈》
沈括与他的《梦溪笔谈》应当是极有名的了。其实《梦溪笔谈》也是笔记的一种，而且书中也确实记载了有关共振的实验。
三、《锦湖杂记》
杜撰。沈括和吕惠卿的对话当然也是杜撰，但这二人在当时确实同朝为官，沈括也一直都是变法的支持者，所以后来保守派当权，沈括也同在被贬之列。
四、苏颂与韩公廉
此二者确有其人。苏颂确实因为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后来也确实因为个人对待哲宗的态度而在北宋后期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得以保身。韩公廉则确实是苏颂的得力助手，只不过两人研究的不是传音仪，而是浑天仪，其中浑天仪的核心部件就是韩公廉设计的。然而遗憾的是，和传音仪一样，在北宋灭亡之后，浑天仪的制造方法也随之失传了。
五、《铁围山丛话》
苏轼呼“司马牛”确有其事，不过并非是为传音仪，而是为了废留免役法的问题。司马光在高太后执政期间确实和王安石有着相同的固执，蔡京的“五日罢免役法”事也是见诸史册的。
六、平夏城之战
此事见诸史料。而“对垒”这种武器虽然看起来颇似杜撰，却明确记载于宋史之中。“飞石激火，昼夜不息”也确实是史书上的说法。能在这种武器的攻击下保住城池不失，当时的守将郭成确实是相当了不起的军事人才。
七、刘婕妤与孟皇后
此事一如史料，传音仪的部分则系杜撰。
八、花石纲、方腊、童贯
也如史载，同样要去掉传音仪的影响。
九、黄天荡之战
传音仪并不象本文中所述及的一般在这一战中发挥作用。史书上只说韩世忠得到消息，却没有说如何得到消息，于是笔者恰好可以用传音仪来补上这个缺失的部分。
十、《山房随笔》与鲁港之战
随笔确有其笔，战役确有其战。
十一、《六州歌头》
刘辰翁所作。刘辰翁是宋元之交的词人，曾于廷试对策中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乃是针对贾似道专权而发。为此其人不但被置于丙等，而且几乎为贾似道所害。只是此人耿直，终生不改，于是才有这一阙读来无限愤愤懑的《六州歌头》。词中所说“夜半一声铜”，虽然系指铜锣而非传音仪，然而终究是没有分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