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拍个照！
来自老冯去世后的遗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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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拍个照！
某天晚上，我正在酒吧里大声谈论一个我十分憎恨的家伙，这当口，一个留胡子的男人在我旁边坐下，和蔼可亲地说，“为什么不弄死他？”
“想过，”我答道。“别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
“让我帮你理理思路如何？”他嗓音低沉，鼻子大得出奇，穿黑色马海呢套装，打黑色蝶形领结，红润小嘴的形状很是淫猥。“你看问题的视线被仇恨的红色雾霭挡住了。你需要的是谋杀顾问冷静而睿智的服务，这个人能帮你认真筹划事情，免得你屁股发痒往电椅上凑。”
“去哪儿找这么一位？”我说。
“你刚刚找到了这么一位，”他说。
“神经病，”我说。
“目光如炬嘛，”他说。“我这辈子进进出出精神病院好多次了。这让我的服务显得尤为诱人。就算我作证指认你，你的律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证明我不但是众所周知的精神病人，而且还被法庭判过重罪。”
“这重罪，具体是哪一条？”我说。
“小事情——无照行医而已，”他说。
“那就不是谋杀了？”我说。
“不是，”他答道，“但不代表我没有谋杀过人。实话实说，判我无照行医的那些人，基本上被我杀得七七八八了。”他抬头望着天花板，做了一番心算。“二十二、二十三——兴许更多，”他说。“兴许更多也未可知。好些年前杀的了，再说报纸我也不是天天读。”
“先失去知觉再杀人，”我说，“等隔天早晨醒来，读报纸的时候才晓得自己又出手了，你是这个路数的？”
“不，不，不，不，不，”他说。“不，不，不，不，不。好些人死在我手上的时候，我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号子里呢。告诉你，”他说，“我用的技法名叫‘墙头飞猫’，请允许我向您隆重推荐这种技法。”
“您首创的？”我说。
“虽说我很愿意如此认为，”他摇摇头。“但这法子实在浅显，老夫很难相信是我头一个想出来的。您也清楚，谋杀是一门很古老、很古老的生意。”
“你的杀人工具是猫？”我问。
“类比而已，”他答道。“您看，假如某位先生，天晓得为了啥子原因，把一只猫扔过墙头，结果呢？猫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一爪子掏出后者的眼珠子。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法律问题：请问，扔猫的人要对此负责吗？”
“当然，”我说。
“答得好，”他说。“那么——假如猫没有落在任何人身上，但过了……比方说……十分钟，猫挠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扔猫的人要负责吗？”
“不用，”我答道。
“这就是，”他说，“‘墙头飞猫’这种无须负责的谋杀艺术的精妙之处了。”
“定时炸弹？”我说。
“不，不，不，”他显然很怜悯我的想象力竟然这般贫弱。
“慢性毒药？细菌病毒？”我说。
“不，”他说。“我知道你的下一种也是最后一种猜测是什么：来自外地的雇佣杀手。”他往后一靠，心满意足地说，“也许这法子真是老夫首创的。”
“我放弃了，”我说。
“在我告诉你之前，”他说，“你必须允许我妻子给你拍张照片。”他把妻子指给我看，那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薄嘴唇，红赭色的头发，满口烂牙。女人单独坐在附近的小隔间里，面前摆着一杯没碰过的啤酒。她的脑筋显然也不怎么正常，眼神中饱含精神分裂症患者那种惨兮兮的灵巧劲头儿。她身旁的座位上摆着一台带闪光灯的禄莱相机。
丈夫对她打个手势，女人走过来，举起相机准备拍照。“来，拍个照，”她说。
“嘿，少给我随便乱拍，”我说。
“说‘茄子’——”她说着，闪光灯闪了一次。
等我的眼睛重新适应酒吧里的黑暗，那女人已经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大门。
“他妈的搞什么名堂？”我站了起来。
“冷静，别上火，请坐下，”他说。“不就是拍了张照片嘛，小事情。”
“她打算拿那张照片怎么办、”我说。
“冲洗出来，”他说。
“然后呢？”我说。
“贴在我家相册里，”他答道，“那是藏满了珍贵记忆的宝库。”
“你要干什么？勒索我？”我问。
“她拍照的时候，你在干任何不恰当的事情吗？”他说。
“我要那张照片，”我说。
“你这人不迷信吧？”他说。
“迷信？”我说。
“有些人相信，每被拍一张照片，”他答道，“照相机都会取走他的一小片灵魂。”
“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告诉我！”我说。
“请坐，听我说，”他答道。
“要合情合理，简单易懂，”我说。
“能有多合情合理，多简单易懂，我亲爱的朋友，就有多合情合理，多简单易懂，”他说。“兄弟我叫菲利克斯•科拉杜比恩。听过这名字吗？”
“没有，”我说。
“我在咱们这城市当了七年精神病医生，”他说。“专攻集体精神病学，执业地点原先是镜子镶墙的圆形跳舞场，在一幢灰泥拉毛外墙的大房子里，位于二手车停车场和有色人种葬仪社之间。”
“现在我记起来了，”我说。
“很好，”他说。“这对你有好处，我可不想让你当我是骗子手什么的。”
“你因为无牌行医而入狱，”我说。
“完全正确，”他说。
“你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说。
“我必须提醒您，”他说，“弗洛伊德在这个领域内也是自学成材的。弗洛伊德还曾有名言曰：超群的直觉和医学院里教的所有东西一样重要。”他干笑两声，但红润小嘴的嘴角却没有显出丝毫喜气。“我被逮捕的时候，”他说，“一名年轻的记者，他倒是读完了高中——奇迹中的奇迹啊，那厮说不定连大学都毕业了——他要我跟他说说，偏执狂是什么。朋友，你能想象吗？”他说。“我和全城的疯子和半疯子打了七年的交道，那个不知道在哪家野鸡大学念过半天心理学的小兔崽子居然、竟然认为他能用这么一个问题难住我！”
“偏执狂是什么？”我问，
“我诚心诚意地相信，这是一个无知的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怀着敬意提出的问题，”他说。
“当然，”我说。事实上，当然不是。
“很好，”他说。“你对老夫的尊敬马上就将突飞猛进，一瞬千里。”
“当然，”我说。事实上，当然不是。
“偏执狂，我亲爱的朋友，”他说，“这类人虽说疯狂，但却是最具才情、见识最广博的一类狂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偏执狂认定，存在某些旨在摧毁其人的极为机密的大阴谋。”
“你呢？也这么认为吗？”我问。
“朋友，”他说，“我已经被摧毁了！上帝啊，那会儿兄弟我一年挣六万块，每小时六个病人，每个病人五块钱，每年开诊两千小时。我曾是一个富足、 骄傲、快乐的人。刚才给你拍照的那个可悲女人，那时候她既美丽，又聪颖，性格恬静。”
“真惨，”我说。
“真他妈的惨，我的好朋友，”他说。“倒霉的还不止我们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城市，成千上万精神有问题的人没有得到恰当的帮助。贫穷的人，孤独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害怕医生——我经手医治的正是这样的人。现在，谁来帮助这些人？”他耸耸肩。“唉，我因在人类痛苦的河流中非法捕鱼而被抓，就将全部的收获还回了浑浊的泥淖。”
“没有把病历什么的转给其他医生？”我问。
“统统烧了，”他说。“只留下一张名单，记录了仅有我知道的真正危险的偏执狂——换句话说，隐藏在都市丛林中的狂躁疯人——有一位洗衣女工，有一位电话安装员，一位花匠手下的小工，一位电梯操作员，凡此等等。”
科拉杜比恩使个眼色。“我的魔法名单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三个名字——他们都幻听，都认为某些特定的陌生人是冲着他们来的；而且，要是受到了足够的惊吓，他们都会杀人。”
他往后一靠，笑得容光焕发。“你想必开始明白了吧，”他说。“被捕后取保候审的那段时间里，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就是给你拍照的那一台。我和妻子给地区检察官、本县医学协会的会长、呼吁重判我的一名社论主笔拍了正面照片。审判的时候，我妻子又给法官、陪审团、控方律师和所有不友善的旁听者拍了照。
“接下来，我打电话给我那些亲爱的偏执狂，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歉意，说先前我认为天底下不存在意欲暗害他们的阴谋真是大错特错，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可怕之至的邪恶计划，幸好我拍下了那些策划者的照片。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仔细看清楚那些照片，时刻保持警惕，随身携带武器。我还许下诺言，要不时把最新得到的照片交给他们。”
我登时吓得魂不附体，眼前的城市似乎立刻充满了相貌老实的疯子，他们会忽然凑上来，杀人后立刻逃之夭夭。
“那——那幅我的照片——”我怯生生地说。
“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你的照片，” 科拉杜比恩说，“但前提一，你不得向他人透露这次对话的内容，前提二，给我钱。”
“多少钱？”我问。
“现在身上有多少，就给我多少，”他说。
我把身边的十二块钱全给了他。“照片能还给我了吗？”我问。
“不行，”他说。“对不起，但钱你得一直给下去，真是抱歉了。您也明白，人总得想办法生存嘛。”他喟然长叹，把钱塞进皮夹。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嘟囔道。“兄弟我当年也是倍受尊敬的职业人士来着。”